对于雷达的去世我非常惋惜。他是我在兰州大学的学弟，比我小10 岁。1978年《文艺报》恢复以后他来找我，拿来他的文章，我觉得文章写得好有才气，就推荐给当时的领导冯牧、张光年。他们也同意我对雷达的看法，就把他引进到了文艺报社。

雷达工作十分勤奋，提出了很多好的设想和选题。比如在王蒙还不在北京的时候，他就提出采访王蒙，我也认同他的想法，采访王蒙对其复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雷达善于阅读作品，对文学现场的动向与问题有敏锐的感受力 ，提出了一些在当时来看比较重要的思想，比如他提出的“重铸民族文学的灵魂”、“新写实主义”等命题都引起了文坛的关注。他无疑是一个有才华、有影响的非常卓越的批评家。

雷达后来涉及散文创作，他的散文书写自己的家世、经历，非常真实，充满激情，独具特色。前几年，我遇到他，他说正在创作散文，他非常重视自己的散文创作。

雷达的性格率真，勇于表达，人品高尚，秉笔直书。这些年他还是笔耕不辍，我们都劝他不要再写理论综合的文章，太耗心血，但他坚持写作，他说：“我有话要说”。他是中国当代文学40年的亲历者、见证者。

对他的去世我很悲伤，作为他的学友、一起工作的同事和邻居，我想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