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孔阳先生和钱谷融先生，虽然一位在复旦，一位在华东师大，但我依然是他们入门或未入门的弟子，他们的道德文章对我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之所以服膺两位师长，是因为他俩身上有一些共同的东西长久滋润着我的心灵。

蒋先生和钱先生都是真正的学者。他们在历史迂回曲折、社会思潮纷纭多变的环境中，一位探究美学，一位深耕现代文学，几十年如一日，孜孜矻矻，勤奋耕耘。面对红尘滚滚，众声喧哗，蒋先生的回应是“我只会写书”，钱先生的回应也是“自己喜欢的、爱好的才做”，两人从不为利所蛊，为欲所惑，总是坚守学者岗位，以德化文，以文化人。蒋先生执持学者的本分，心无旁骛，一直在美学领域不倦地探索，研究触角广泛伸向中国古典美学、西方古典美学和中国当代美学思潮等诸多方面，均有创获卓识，终成一家之言；钱先生涉足中国现代文学各领域，深察现代文艺理论思潮的各种动向，敢于拨乱反正，提出真知灼见。“不要人夸好颜色，只为清气满乾坤”，这句诗用来形容两位先生的学术品格，也是颇为恰当的。

蒋先生和钱先生都具有高洁的学术操守。在那些知识者生存维艰的特殊年代，两位先生的学术生涯颇为坎坷崎岖，蒋先生对自然美的见解、钱先生对“文学是人学”的看法，遭到长时间批判。在1960年前后，我曾在作家协会大厅，目睹两位先生遭到粗暴批判的场景。尽管压力巨大，两位先生并没有屈服，没有转向，正如钱先生说的，“我从来没有承认错误”，“我觉得知识分子应独立于天地之间，要有独立的人格，如陈寅恪所讲‘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漫天匝地的批判下，两位先生亦没有颓唐，一如既往地依据自己的学术观点继续做着有益于社会文化的工作。如今回想，在是非混淆、真伪难辨的状况下，两位先生敢于讲真话、写真知的文化人格是多么难能可贵！“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真诚服膺真理，勇于坚持真理，正是两位先生和一切正直的知识分子传承给我们的美德。

蒋先生和钱先生都具备敦厚的师德。作为学生，我对师长都是敬重的，但我对于蒋先生和钱先生，除了敬重以外，还有一种亲切感，一种亲如父兄的感情。他们对于后辈，都视同亲人，真诚相待。我从进入复旦读书，便投入蒋先生门下，亲聆教诲，彼此建立起绵延数十年的师生情谊。记得我读书时曾因病休学，蒋先生立即给我送来《高尔基的青年时代》一书，勉励我在困难中要坚持奋斗。后来我毕业留复旦任教，他更是关怀教勉。忘不了在他书房里如坐春风，也忘不了黄昏散步时偕行互励。他经常在工作上帮助我，在学术上激励我。我主编《中国现代十大流派诗选》，他抱病写序，字句斟酌。我与钱先生虽非常聚，但偶有相会，他从不掩关怀之情，常有教诲之语。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个夏天，我与钱谷融先生作为上海劳模休养团成员共赴厦门，相聚了三五天，在走山访水之际，我们常常共话人生文艺。有一天去集美参观，途中钱先生得知我获评教授，欣喜却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做了教授，要继续努力，写出更多的好文章来。”一席肺腑言，长记学子心。蓝狮

两位慈祥的师长在众学子那里是有口皆碑的。有一年复旦校庆晚宴，海内外归来的学子排成一长串队伍，向蒋先生敬酒；钱先生的学生遍及四方，其中不少人皆成学术文化领域的栋梁之材，他们也都交口称赞钱先生扶育他们的功德。对后辈学子的教诲和关怀，正显示了他们使学术文化薪火相传的长远眼光和责任担当。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蒋先生和钱先生虽无叱咤风云之举，但他们在风云变幻之际，不媚俗，不阿世，存真心，讲真话，志在学术，功在社会，也堪称文化的脊梁。今日，唯愿这样的“脊梁”更多，真正肩负起民族文化复兴的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