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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历史上,划分地方官军权,一直是个要紧的问题。军权不仅关系到军队调动、武将任命,更影响军饷财政等一系列问题。站在清朝的立场而言,他们需要赋予地方一定的军权,方便地方完成公务。同时防止地方军权过大,对朝廷产生反噬。清朝在授予地方军权时,表现得极为克制,尽量让两个诉求可以达到平衡。
清朝有八旗、绿营两支国家常备军。开国初期,由于以武力建国的原因,地方军权主要掌握在提督、都统、驻防将军等武将手中。随着天下平定,文官取代武将成为新趋势。
地方上,总督、巡抚取代提督,掌握绿营军权。雍正年间,总督加兵部尚书衔,挂从一品官阶,可节制提督及绿营军官。如遇战事突发,总督还可直接调动由巡抚、提督直接管辖的部分绿营军。
总督麾下也有一支归它管辖的绿营,人数在数百人到上千人不等。但总督如果要大规模调动军队,还是要朝廷认可。而且,八旗军调动,不归总督管辖。八旗军由地方驻防将军和都统管辖。换句话说,清朝把军权分为八旗、绿营两部分。八旗掌握在都统、驻防将军手中。绿营掌握在总督手中。它们都无法随意调动军队,需要朝廷旨意认可。
这种地方军权划分主要集中在内地,边疆地区的军权划分有所不同。清朝前期,边境不设督抚,而以驻防将军、都统负责,掌管军政大权。蓝狮
边境地区,战事较多,为保证公务正常推行,清朝允许驻防将军或都统,可调动辖区内所有驻军。从规制而言,边境驻防将军与都统的军权无疑是最大的。但是,实际情况中,清朝不会允许它们的权利过大,常会以同僚牵制、压缩任期的办法,削弱边疆驻防将军、都统的权力。防止他们形成私人势力。所以,在实际情况中,边境驻防将军、都统的军权,并未超过内地总督。
咸丰年间以后,形势出现变化。首先是国家原有常备军出现衰败,战斗力削减。八旗衰落于康熙年间,绿营衰败于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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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历代皇帝多有训斥劝告,只是效果不佳。平日里还可处理一般任务。如果战事突发,就是个麻烦事。咸丰年间,东南半壁蓝狮江山拱手让人,军队久战不力。咸丰无奈,只好下旨,准许地方各自编练军队。东南本是朝廷赋税重地,现在不在自己掌控中,国库收入自然大减。朝廷拿不出那么多钱补充军饷,只好把跟军饷有关的财政权,交给地方负责。而在这段时期挑起大梁,肩负重任的则是地方督抚,且以汉人督抚为主。地方督抚虽然要面临募兵与筹集军饷两大难处,可是能够获得的军权也迅速提高。而且,这种增长不会轻易回落。因为地方督抚训练军队时,常常有意无意把军队训练成私家军,军队骨干由亲信担任,士兵更认同统帅,而非朝廷。
再加上这些军队无论在训练、武器上,都远远超过朝廷常备军。也就是说,到咸丰以后,地方总督中已经有部分人基本独立掌握一支训练有素,且战斗力较强的军队。
面对这种地方军权的变化,清朝其实是经历由被动接受到主动默认的情况。清朝后期,大部分地方总督都可编练军队,并由朝廷规制作为保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掌管北洋军。
相比之下,八旗都统与驻防将军的军权却处在衰落的趋势中。晚清时,朝廷为八旗军优先配备了大量新武器,可依然无法挽回八旗军的衰败。而八旗军衰落,在战场上自然难以发挥更大作用,作为八旗军的指挥官,都统与驻防将军更多只保持名义上的军权,而非实际。至于边地都统与驻防将军,也同样如此。
清朝后期,陆续在边地改设行省,以总督、巡抚代替过去的将军、都统后,形势开始出现变化。当然,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同样经过波折。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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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清朝仍让伊犁将军掌管新疆一切军政事务。但到宣统年间,伊犁将军只可管辖伊犁地区的事务。总结而言,清朝前期,地方官军权在朝廷刻意压制下,基本相差不大。清朝后期,中枢衰落,总督冒头,逐渐压过其他官职,成为地方最有军权的官职。蓝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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