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前，打车去八宝山送别雷达先生。我看到陈福民和孟繁华手中拿着雷达先生的新书，好像还等待着雷达先生临行前匆匆补上签名。那是雷达先生的最后一本书：《雷达观潮》。这个书名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雷达先生四十年来的批评姿态。

雷达先生当然深度介入了新时期文学。1985年以前，雷达先生几乎是中国当代文学现场的新闻发言人，是主流批评家中的主流。四十年来，文学批评几经更新，后来的新潮批评和学院化批评，无疑对文学史有更深刻的影响。放在一个更广大的背景上，这是批评家自我主体的诞生以及语言学转向给文学批评带来的革命化成果。所有文学活动，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写作，从来都是知识、经验和表达的冲突的结果。但我想说明的是，此种情形下，雷达先生持之以恒的观潮式的、指点江山式的批评对文学生产活动的影响依然有效，他的自信、坚定和倔强，或许就源于这种自我认定。坦率地说，他的批评姿态确实容易让人联想到别车杜。所以，在很多场合，我能够感受到他的批评依然被很多作家所重视。

这个春天，实在凶险，夺走了那么多同道中人。现在看到那么多人从各地赶来，我还是感慨颇多。文学关乎历史，关乎情谊，关乎世道人心。雷达先生和他的著作，从此完整地进入了青史，静静地等待着后人的检阅。

2018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