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开始文学创作之前，便对雷达先生的大名早有听闻，盖因他与我的父母都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且是同班同学。父母与朋友们聊天，多有提及这位昔日班上“年龄最小的才子”，大人们说话，被我听了去。后来自己提笔写起小说，逐渐知晓文坛光景，才恍然将大名鼎鼎的雷达与自幼灌在耳朵里的那个名字联系在了一起。一个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一个是德高望重的批评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会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想象。但恰是因为多了这么一层“联系”，对于雷达先生，我反而没了面向权威时的退避之心与隔膜之情——却也绝非造次的亲近。相反，鉴于不言而喻的理由，跟雷达先生交往，我们竟少有围绕文学的话题。

中国作协开我的长篇小说研讨会，雷达先生骑着电单车来了，发言鲜有表扬，但也不是一贯地严正乃至严苛。我自知，自己写下的所谓“长篇小说”，与先生内心那个“长篇小说”的标准有多远的距离，于是，为他的“鲜有表扬亦不苛责”而感到温暖。就是温暖。那就像一个晚辈与一个长辈之间的情感方式：彼此或者在审美上各有所向，但依然葆有着人伦的宽厚。多年以来，雷达先生主持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排行榜，尽管我有幸数次登榜，但其间意外也是不少，譬如，自觉写得不错的，反而落了榜。可见，我的“自觉”是与先生的文学观念存在着分歧的，更可见，我的水准是与先生的尺度存在着落差的。但我们不谈。这种“不谈”，不是鲜明立场的庸俗规避，我想，大约是某种比文学之事更为宽阔的限定导致了这种局面。就像，我其实从来不曾跟我的父亲谈论各自的文学态度。

每次见面，雷达先生只是跟我喟叹他的同学、我的父母之命运多舛。

这是一个长辈跟一个晚辈可谈的。于是，当我看到先生写下的《韩金菊》，才会涌起热烈与之交谈的冲动。我跟他表达与交流的，是一个晚辈从中理解了父辈的心情。

雷达先生，正是我严格意义上的父辈。如今，他走了。我的手机上留有他发来的最后一条短信：弋舟贤侄，新年进步，再创中国文学的奇迹。就我理解，这当然首先是来自一个父辈的新年鼓励。若要自省，所谓“奇迹”，许是先生对我这些年所获评价持有的某种保留态度。但他从来胸有“中国”，也朴素而由衷地乐见一个晚辈在新的岁月里与中国的文学共同进步。就是这样，在“中国”与“父辈和晚辈的伦理关系”之间，我从雷达先生那里认领着理解父辈、理解文学、理解中国的精神资源。